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Books

“无形的学院”

Thu, 05 May 2005 14:18:24 GMT

赵晓力

我手头保存的《北大研究生学刊》不全。最早的是95年第3期，主编贺照田；最后一期是98年第2期，献给百年校庆的，主编唐文明。中间96年几本的主编是杨立华，97年的主编是李四龙。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那么我是今天才搞清楚在北大读研究生那几年《学刊》的传承关系。

98年百年校庆那一期的卷首语大概是唐文明兄写的，提到了那个在农园读福柯的小组。农园的环境很好，地方很大，很安静，门口有一尊老子像，但石像的手指头不知碍了谁的事，被敲去了几根。这地方是杨立华找汤一介先生借的。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也没有机会向汤先生道谢。也不晓得汤先生是否知道有一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学生，曾经在那里读那些离经叛道的东西。

《学刊》的很多编辑和作者，我就是在那个小组认识的。

在我的印象里，组成这种跨系的读书小组，应该是在96年。以前，我、强世功、郑戈在法学院有一个读书小组，李猛、李康、应星、周飞舟，还有他们的大哥，毕业回了内蒙古的，在社会学系的有一个小组，但是彼此之间并无来往。我们法学院的和其他学哲学人文社科的，就更不认识了。我记得第一次和李猛打交道，是我要用一本巴泽尔的《产权的经济分析》，但书被借走了，图书馆的周慕红老师（一个非常、非常负责的图书馆员），帮我查到这书是李猛借走的，说我可以找他商量一下，看能不能让我先用。那时图书馆借书还是用卡片的，谁借了书，就在最后一栏签上自己的名字和学号，从学号中能看出系别、年级。我找到社会学系住的四十六楼，李猛很爽快就把书给了我。后来他说，其实他们也经常从一本书的借书卡片上，查这本书被谁读过，看能不能找到同道。

96年夏天硕士毕业，大家一起到三角地柿子林摆摊卖旧书，就渐渐熟起来了。李猛的硕士论文原来的计划是一个庞大无比的框架，好像要把帕森斯以后的理论家一网打尽，但后来写出来的还是福柯。这论文我读了一个礼拜，发现根本读不懂，又请李猛过47楼给我解释了一个晚上，仍然不是很懂，不由非常沮丧。96年暑假我开始到安徽等地做实地调查，又发现自己学的那套经济学的同义反复根本无法解释实践中的微妙之处——我曾经在《学刊》96年第1、2合刊上写过一篇书评，谈科斯定理的“同义反复”是“真知灼见”。是的，人是在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自己的“效用”，或者在互相博弈，但他们究竟怎么最大化，为什么博弈，恰恰是实地调查中最关心的。搞懂社会理论，找一个实质性的分析工具，可能是我参加福柯小组的最直接动机。

97年第3期《学刊》上强世功那篇“乡村社会的司法实践：知识、技术与权力——一起乡村民事调解案”和我的评论“知识和雷格瑞的命运”，已经可以看出福柯的影响了。此前，96年冬天在陕北的调查，最终使我和强世功放弃了吉尔茨的“地方性知识”的概念，转而使用福柯的权力/知识概念分析乡村司法实践。

到了该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微观权力的分析技术似乎又不够了。在描述个体化权力的同时，我们需要一个处理总体化权力关系的概念。我、强世功和应星的博士论文，都或多或少使用了福柯的另一个概念——治理术（governmentality）。不过，为了避免在答辩评审的时候被不知就里的评委放翻，我还是删去了论文中引用福柯的字句。几年之后，强世功又在《法制与治理：国家转型中法律》一书的自序中，猛烈批评了“治理术”范式：“国家转型不仅要从治理技术意义上理解，尤其要从政治意义上来理解。国家转型的动力来自国家的政治主体意识。晚清以来的国家转型必须放在中西文明撞击的意义上来理解，这种撞击实际上体现了两种文明在中国争夺政治领导权的斗争。”

福柯在“治理术”一文中曾经讲到，“实际上有一个主权-纪律-治理的三角”，并打算用这个三角关系的消长来理解西欧近代的国家转型，从封建时代的司法国家，到15、16世纪由边界和领土定义的行政国家，直到后来由人口来界定的治理国家。毋宁说，世功在这篇自序中，补足了那个一直被我们所忽视的三角形的第三边：主权。去年，世功因为在报纸上发表对乌克兰大选风波的看法而被人在网络上攻击，就是因为他谈到了一个如今很不讨人喜欢的概念：主权。也许回顾一下福柯在“治理术”中的论述还是有帮助的。福柯说，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运用自然、契约和公意这样的概念提出一种关于治理的普遍原则是如何可能的，这种原则给主权的法律原则，和治理艺术能够通过这些原则得以界定和描述的那些因素都留出了空间。因此，一种新治理艺术（甚至那种越过了政治科学阈限的治理艺术）的出现并没有消除主权，恰恰相反，主权问题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尖锐。”

我在这里回顾这些学术故事，但我不想说这个读书小组是一个黛安娜·克兰（《无形学院》的作者）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我理解，学术并不是大家跌跌撞撞摸到一起来的唯一原因，甚至不是真正的原因。现在，小组的成员已经星散，或者又在其他的地方另行集结起来，大家也久已不读福柯。如果非说小组是什么，那么，我宁愿小组是一个友爱共同体。我们在那里接受了相互之间的教育，并学会了自我教育。是北大这个无与伦比的地方使这些成为可能。

对仍然呆在这个学园里的学弟学妹，《学刊》现在和未来的编者和作者，祝愿你们也有这样的幸运。就像我的朋友席亚斌在一首诗中所写的那样：

有时你透过曲折的门廊

看见里头一闪而过的舞蹈

这时你正走过这一年龄的夜晚

赵晓力，1993－99年就读于北大法学院，1999－2004年任教于北大法学院，现为清华法学院教师。

原载《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2005年第1期

《我们是谁：美国国家认同面临的挑战》

Wed, 04 May 2005 13:16:53 GMT

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认同面临的挑战》（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n National Identity）

美国宪法序言的首句是“我们，美国人民……”。那么，“我们是谁？”亨廷顿这本书给出了一个老保守派，也是一个美国文化民族主义者的回答：美国的国家认同应该由美国建国时就确立的的主流文化，即盎格鲁－新教文化来确定。凡认同这套文化的，才是真正的“美国人民”。

美国的盎格鲁－新教文化包括当年从英格兰继承来的语言、政治和法律体制——即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谈过的所谓“都铎宪制”，也包括当年不见容于英国的基督教新教。新教价值观最重要，是“美国信念”的主要来源。

历史上来自其他文化的移民，大都逐渐归顺了这套主流文化，其自身文化只作为亚文化继续存在。但到了20世纪后期，由于墨西哥和拉美西班牙语裔移民的持续增加，美国有可能成为一个说两种语言的文化分杈的社会。亨廷顿认为，这是对未来美国国家认同的最大挑战。

墨西哥和美国接壤，不管是合法还是非法移民，来美国都很方便。2000年西班牙语裔人口已占美国总人口的12％，到2002年，其人数已超过黑人，估计到2040年，将占美国总人口的25％。但同移民的高涨相伴随的是同化的滞后，这些移民宁愿聚居在一起，拒绝接受英语和以新教为核心的“美国信念”，甚至声称美国西南部本来就是1840年代通过军事侵略从墨西哥手中夺走的，该是“收复失地”的时候了。这使得亨廷顿这样的保守派忧心忡忡，深怕美国最终变成一个两大民族、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的国家。因为如果是那样，亨廷顿当年所预言的“文明的冲突”恐怕首先会在美国国内发生。

在本书的最后，对于于冷战和”911”之后美国的未来走向，相对自由派开出的“世界主义”方案和新保守派开出的“帝国主义”方案，亨廷顿还是坚持他老保守派的“民族主义”方案，并相信，绝大多数美国人还是赞成美国保持和加强自己已有三个半世纪之久的民族和国家认同。

《世纪大拍卖：俄罗斯转轨的内幕故事》

Wed, 04 May 2005 13:15:50 GMT

克里斯蒂娅·弗里兰：《世纪大拍卖：俄罗斯转轨的内幕故事》，刘卫、张春霖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9元。

和大卫·霍夫曼的《寡头：新俄罗斯的财富与权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一样，这本《世纪大拍卖》也是一位亲身经历俄罗斯转轨的西方记者写的。大卫·霍夫曼曾任《华盛顿邮报》驻莫斯科记者站主任六年，克里斯蒂娅·弗里兰则是1995－1998年间英国《金融时报》驻莫斯科记者站主任。和《寡头》那本书不同，《世纪大拍卖》不光讲了俄罗斯转轨过程中寡头们，而且还讲了青年改革派的故事，以及青年改革派为保证叶利钦再次当选，和寡头们所做的一场“浮士德交易”，这就是“贷换股”，一场世纪大拍卖。

“贷换股”实际上是财产与政治庇护之间的交换。1995年，在四个月的时间里，俄罗斯经济的支柱，年销售额超过250亿美元的诺里斯克镍厂，这个世界上最主要的镍矿，和尤科斯等几家储量丰富的石油公司，被以这些企业潜在市场价值的不成比例的低廉价格，出售给几个寡头，以换取这些寡头对叶利钦再次当选的支持。用青年改革派的思想领袖盖达尔的话说：“贷换股制造了一个政治条约。它有助于保证久加诺夫（共产党领袖）不能进入克里姆林宫。那是一个必要的条约。”

1996年的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寡头们和青年改革派的领袖丘拜斯达成达沃斯联盟，以保证叶利钦的再次当选。竞选过程中寡头们提供了大批资金和媒体的强劲支持，青年改革派则在政府内外纵横捭阖。终于，叶利钦在第二轮总统选举中以绝对优势击败久加诺夫就任总统，任命丘拜斯为办公室主任，任命寡头波塔宁为第一副总理。青年改革派和寡头及叶利钦家族的联盟达到顶峰，直到1998年俄罗斯金融大崩溃。

本书的特点在于它以第一人称写作，作为西方主流媒体的记者，作者是很多事件的现场亲历者，其栩栩如生的叙述给读者以强烈的现场感。比起英文本来，中文版还多了一个“续篇”，讲述掌管尤科斯的寡头霍多尔科夫斯基最终被普京清算的故事。

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金星？

Sat, 30 Apr 2005 12:43:06 GMT

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金星？

赵晓力

2002年，美国《政策评论》发表新保守派学者罗伯特·卡根的长文“强者与弱者”[1]讨论美欧关系，立即引发大西洋两岸的热烈讨论，欧盟负责外交与安全事务的高级代表索拉那，特意把这篇文章列为必读发给多位外交官和战略高参。[2]2003年，卡根把文章扩充为一本小书，以《天堂与实力：世界新秩序下的美国与欧洲》为名发表。新华出版社现已将其译为中文出版，译文不过区区五万五千字。卡根的观点没有任何改变，甚至那引起巨大争议、被频频引用的开头也是一仍其旧：

“现在到了停止假装的时候了，我们不能再假装认为欧洲和美国对于这个世界拥有共同的看法，甚至也不能再假装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在涉及实力（power）的所有问题上，如实力的效用，实力的道德性，实力的可欲性，美国和欧洲的观点都在产生分歧。欧洲正在远离实力，换言之，欧洲正在摒弃实力，进入一个以法律、规则、跨国谈判与合作进行自我约束的世界。它正进入一个和平的、相对繁荣的后历史天堂，实现着康德所描述的‘永久和平’。与此同时，美国却陷入历史的泥沼，还在一个无政府状态的霍布斯世界里动用实力。在这个世界里，国际法和国际规则是靠不住的，实现真正的安全、防务和推行自由秩序仍然依靠拥有和使用武力。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对待重大战略与国际问题，美国人就像是来自火星，而欧洲人来自金星……”

这段话，话里有话。众所周知，冷战结束后，西方知识界关于国际关系的主流看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日裔美国人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衰人》为代表的“历史终结论”，认为冷战结束表明自由民主在与其他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斗争中全面获胜，自由民主将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是“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历史的终结”不是说以后再不会发生什么历史事件，而是说以后无论发生什么样的重大事件，都不代表这一历史趋向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有什么变化，因为所有真正的原则问题都已得到了解决。

与“历史终结论”针锋相对的则是老牌保守主义政治学家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为代表的“文明冲突论”，认为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的冲突虽然结束了，但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又会在文明认同的旗帜下重新集结起来；西方文明的普世主义将日益把它引向同其他文明的冲突，特别是与伊斯兰和中国的冲突。世界仍然是一个实力政治的世界，在实力政治的世界上，历史远未终结。

这两种观点一乐观，一悲观；不过在“911事件”之前，似乎是乐观的调子越来越流行。在国际关系学界，则是强调国际社会相互依存的“新自由主义”和致力于解构民族、国家、主权等观念的“建构主义”对传统的现实主义和实力政治论频频发起攻击。

“911事件”的发生是否证明亨廷顿的预测对了，而福山的预言错了呢？卡根的意思是，其实美国人和欧洲人在这个问题上从来没有达成共识。在卡根看来，欧洲人对国际关系的看法更接近“历史终结论”，欧洲人自己正在进入一个康德式“永久和平”的后历史（或后现代）天堂，而在美国人那里，历史还没有终结，美国人仍然深陷历史的泥坑，在一个远远没有到达自由民主的无政府的霍布斯世界里四处动用武力。

把世界划分为霍布斯部分和康德部分，卡根并不是第一个。在卡根2002年的文章发表前，在2002年4月7日英国《观察家报》上，布莱尔的外交政策顾问罗伯特·库珀已经发表了一篇引起巨大争议的文章“为什么我们仍然需要帝国？”（Why we still need empires[3]）卡根的著作可以看作是对库珀论题的深化。库珀站在欧洲人的立场上，把世界上的国家分为三类：一类是所谓“前现代国家”，包括索马里、阿富汗、前苏联的车臣地区，以及世界上那些那些主要的毒品生产地，如缅甸内陆和南非的部分地区，这些都是一些“失败国家”，它们要么失去了对武力的垄断，要么失去了使用武力的合法性，要么两者兼备，结果在那些地区出现了霍布斯式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第二类则是欧洲人所生活的“后现代国家”，后现代国家不再通过征服和均势来保障安全，也不强调主权，不强调内政和外交的区别。“欧盟已经成为一个高度发达的体系，以对成员国国内事务——从啤酒到香肠的——进行相互干预。”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则是传统的“现代”国家，比如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这些国家依然按照利益、权力和国家理由的原则行事。后现代国家同时面临现代国家和前现代国家的威胁——所谓前现代国家的威胁不是来自前现代国家本身，因为它们并没有威胁他人的能力，而是因为它们没有能力，它们有可能成为毒品集团、犯罪集团和恐怖集团攻击现代国家和后现代国家的基地。所以，后现代的欧洲要按照双重标准行事，“对内，我们要在法律和公开合作安全的基础上行事。但与后现代的欧洲大陆之外的老式国家打交道的时候，我们要恢复早先的粗暴手段：武力、先发制人的攻击、欺骗，一切必要的手段以对付那些仍然生活在十九世纪、各为其国的人们。”

库珀的分类并不详尽。尤其是，在库珀的分类中，美国的角色并不清楚。美国是现代国家还是后现代国家？“为什么我们仍然需要帝国？”还有一个较长的版本，题为“新自由帝国主义”（The new liberal imperialism[4]），发表在同一天的《观察家报》上。在这篇文章里，库珀说，在欧洲以外，加拿大已经是一个后现代国家，日本有成为后现代国家的倾向，但它的地理位置使得它不能在这条道路上充分发展，“美国更不明确，因为美国政府或国会在接受相互依存、以及相互依存的必然后果——必要或可欲的开放、相互监督、相互干预上，能否达到欧洲国家政府接受的程度，仍然是不清楚的。”

卡根的文章是对库珀的明确回答：美国并不是一个后现代国家，美国仍然是一个相信实力的现代国家，同时美国又是一个能够奉行双重标准的现代国家。美国将按照康德原则对待后现代的欧洲和其他西方国家，但对在此之外的其他现代国家和前现代国家，美国将按照现实主义的丛林法则行事：武力、先发制人的攻击、欺骗，必要的时候不择手段。

相反，后现代的欧洲即使想按照双重标准行事也做不到，原因是，欧洲只具备运用康德原则的能力，缺乏运用霍布斯原则的实力。直截了当地说，美国今天之所以仍然依靠实力解决问题，乃是因为它拥有实力，而欧洲之所以不愿动用实力，乃是因为它已经和美国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实力差距。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摧毁了欧洲国家的世界大国地位，迫使它们从亚洲、非洲和中东的殖民帝国收缩。冷战中，欧洲严重依赖美国的实力保护，“势力曾经覆盖全球的欧洲大国如今只能蜷缩于欧洲本大陆。”冷战结束后，欧洲在军事上并没有重新崛起。即使在动用武力的场合，“欧洲的作用也仅限于在美国基本上独自完成决定性军事行动及控制局势后，派驻维持和平部队。”即美国“制作晚餐”，欧洲“清洗盘子”。即使是1999年发生在欧洲家门口的科索沃战争，也是用“美国的装备”，主要依照“美国原则”进行的。“军队大部分是美国空运的，投放在塞尔维亚和科索沃的几乎所有的精确制导仪都是美国制造的，而且，美国的情报搜集能力是欧洲无法匹敌的，这意味着99％的打击目标是根据美国提供的情报来确定的。……‘甚至一直自诩为军事强国的英国也只不过提供了4％的飞机和4％的炸弹’。

实力的差距进一步造成了美国的强者心理和欧洲的弱者心理。卡根说，欧洲人就像一个只有一把小刀的人，“他宁愿忍受黑熊在森林里徘徊觅食，也不会去杀死那头黑熊。因为仅仅用一把刀去捕猎黑熊的危险实在太大，不如悄悄躺下并祈祷黑熊不要对他发动攻击”。而美国人手里有枪，“他宁愿用枪干掉黑熊，也不愿冒被黑熊撕碎的危险。”卡根所说的黑熊之一就是萨达姆。绝大多数欧洲人认为萨达姆造成的危险远不如铲除萨达姆造成的危险大，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到2002年年底，会有70％以上的美国人赞成对萨达姆动武。这就像一个只有一把小刀的人，无法理解猎枪在手的人的对解决问题的把握一样。

卡根说，不仅如此，欧洲人实力的匮乏不仅导致他们对威胁的容忍，甚至导致否认威胁的存在。欧洲人看到的“挑战”多是“种族冲突、移民、有组织犯罪、贫穷和环境恶化”，这都是通过政治接触和花费金钱能够解决的问题，而这也在欧洲的能力之内，他们之所以否认美国所看到的那些“威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恐怖主义、‘无赖国家’”，就是因为这些“威胁”只能通过美国的军事和科技实力才能解决。欧洲人对国际法、对谈判和合作的推崇，并不是因为他们在道德上高超，而是因为他们手头只有这样解决问题的手段。

在卡根看来，实力差距造成了美国人和欧洲人对国际关系的不同看法。“美国人就像是来自火星，而欧洲人来自金星”这句话隐喻着，“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人们之所以对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不同的人。男子气概的美国人看到的是一个霍布斯丛林的地方，女人气的欧洲人看到的却是一个康德式的和平伊甸园。对于女人来说，历史也许早就终结了，而对于男人来说，历史则永远不会终结。

换句话说，卡根虽然赞赏库珀的“双重标准”，但却认为，只有具备超级实力的美国才能奉行双重标准。库珀是布莱尔的外交顾问，布莱尔也曾进试图按照双重标准行事，一方面“引领英国进入进入建立在康德世界法则基础之上的欧盟。但在伊拉克问题上，他又与布什紧密站在一起。”但是，布莱尔的努力失败了，施罗德的德国和希拉克的法国，不但不跟布什站在一起，反而在伊拉克问题上处处和美国作对。卡根认为，不能简单地把这一点看作是欧洲人在玩均势游戏。恰恰相反，卡根非常认同欧洲人，尤其是德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自我理解。这一点正是卡根这样的新保守派和老保守派不同的地方，即老保守派眼中只有实力，而新保守派更看重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卡根引用了德国外长菲舍尔200年5月12日在洪堡大学的讲话作为注解。在那次引起巨大反响的讲话中，菲舍尔说：“欧洲一体化是对数百年来这个大陆上不稳定的权力均势的回答，这种权力均势一次又一次地导致可怕的争霸战争，其顶点是1914年和1945年之间的两次世界大战。1945年以后欧洲观念的核心是：摒弃1648年《维斯特伐利亚和约》以后形成的欧洲力量均衡的原则以及各个国家谋求霸权的原则。”[5]卡根认为，要认真对待二战之后欧洲联盟与众不同的历史。两次世界大战都没有解决的驯服德国雄狮的问题，在欧洲一体化的过程中反而解决了，1989年德国的重新统一并没有引起1871年德国统一所引发的打破权力均势、从而把欧洲拖入战争那样的后果，这就使得发明了实力政治的欧洲人，更加坚定地放弃了实力政治的原则。也就是说，欧洲人放弃实力，并不是无可奈何，而是有意为之，要推进欧洲一体化，各个国家就必然放弃对实力、威慑、均势的追求。在欧洲，天堂和实力并不兼容。欧洲人并不是因为实力衰落才选择搭乘美国的安全便车，恰恰相反，欧洲人是因为根本不想在军事上强大才如此。原因是，在菲舍尔所说的欧洲联邦成立之前，各个国家追求军事强大只会破坏欧洲一体化的努力。

不仅如此，卡根认为，把这一实现永久和平的秘密推广到世界其他地方，还成了欧洲人新的文明使命——这才是美欧争吵的真正根源，一个意识形态的根源。美国人行使实力，尤其是单方面行使实力的做法，对欧洲一体化的合法性构成直接的挑战，就好像十八、十九世纪欧洲的君主制是对美国共和理想的直接亵渎一样。欧洲人批评美国把伊朗、伊拉克、朝鲜、利比亚当作“无赖国家”或“邪恶国家”的做法，因为德国也曾是这样的国家。在欧洲人看来，二战以后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欧洲人反对美国对伊拉克动武，是因为即使这样做成功了，“也是对‘后现代’欧洲的本质的冒犯，是对欧洲新理想的亵渎，对欧洲方式普遍适用性的否定。”卡根说，“美国人应该首先明白对一个人信仰的威胁就像对其肢体威胁一样令人恐惧。”

在找到了美欧争吵的表面原因（实力差距）和深层原因（意识形态分歧）后，用美国自由派知识分子Stephen Holmes的话来说，卡根就像一位婚姻顾问，又致力于劝说这一对男女重归于好。[6]一方面，他劝说欧洲人，你们的后历史、后现代天堂需要美国这个莽汉的保卫。当年康德设想对付邪恶恐怖的霍布斯丛林世界的办法是建立一个“世界政府”，以保障永久和平，但康德又担心世界政府垄断权力后变成最可怕的专制政府，最终损害人类的自由，换言之，“永久和平”和“人类自由”不能鱼与熊掌兼得。现在好了，有美国在欧洲外部提供安全保障，欧洲的永久和平可以不用建立世界政府来得到，欧洲人同时得到了和平和自由，这就一举解决了康德难题。对美国人，他又说不要对欧洲的不合作和对美国的批评耿耿于怀，要理解欧洲人在实现了永久和平之后，要将这一奇迹推广到世界其他地方这一新文明使命。但是理解归理解，美国却不能接受欧洲的原则。美国人必须实行“双重标准”，在西方内部按照康德原则行事，对西方外部的丛林世界，仍然按霍布斯原则行事。只要美国人不要上欧洲人道德说教的当，欧洲人是无法在实力上遏制美国的，“如果美国摒弃这种由被束缚而导致的愤怒，它就会更好地理解其他国家的感受”。换句话说，双方都想开点，退一步海阔天空，理解万岁，美国和欧洲联手，西方仍然是那个西方，世界仍然是我们的。

对于中国人来说，卡根的这部小书也很有参考的价值。中国知识分子在冷战之后，大多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见猎心喜，而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耿耿于怀。在伊拉克问题上，也颇多认同欧洲的做法。也许在卡根看来，这不过也是一种没有实力的弱者的当然心理罢。但欧洲作为弱者，有美国这样的强者“罩着”，这样认为也就罢了，没有强者“罩着”的中国也这样认为，恐怕也只能是一厢情愿。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金星，就像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郎才女貌，毕竟还在一个锅里搅勺把。而中国呢？虽然也是一个“现代”国家，但能和欧洲达成卡根式的共识吗？

无论是霍布斯的“丛林”还是康德的“天堂”，或者对外霍布斯对内康德的“双重标准”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共识，那都是西方文明看待世界的方法，中国人应该也可以深入考虑自己对待这个世界的符合中国文明的看法。

作者系法学博士，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1] http://www.policyreview.org/JUN02/kagan_print.html

[2] http://www.nationalreview.com/07april03/fonte040703.asp

[3] http://observer.guardian.co.uk/worldview/story/0,11581,680117,00.html

[4] http://observer.guardian.co.uk/worldview/story/0,11581,680095,00.html

[5]http://www.auswaertiges-amt.de/www/de/infoservice/download/pdf/reden/redene/r000512b-r1008e.pdf，另见：菲舍尔：“从国家联盟到联邦：对欧洲一体化最终形式的思考”，载曹卫东编，《欧洲为何需要一部宪法》，页3－14，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6] http://www.prospect.org/print-friendly/print/V14/4/holmes-s.html